吴景彪：举重奋斗，从奥运梦碎到品牌的创业心路

跟吴景彪联系时，他正以教练的身份，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全国举重青年训练营。这个营地吸纳了22个省市200多位青少年选手和教练参训。在营里，擅长琢磨举重技术的他想让基层教练学到东西，以后带队员才不会偏，否则教练都不知动作对错。

这次来长沙，是中心举重部喊他，吴景彪毫不犹豫就来帮忙。退役四年多，他一直没放弃对举重技术和细节的打磨和深究。他喜欢研究这些，一方面是对举重的感情一直都在，一方面出于工作需要。他有自己的训练营，平时带着乐于“打铁”的学员训练，他创办的“景一举重”品牌，还是中国举重协会器材供应商。打造让队员用得更舒服、习惯的器材，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。

吴景彪对举重感情很深，他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举重带给他的。但举重不是他的全部，之余，他喜欢车，还试着涉足投资。现在还有一儿一女，美满的家庭。

落选里约奥运后，吴景彪还没完全放弃。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继续——创办了俱乐部。“2017年底，协会在福州开会，讨论举重市场化的问题。协会领导都来了，我正好在福州，自己也有些想法，就一起去了。”

这期间，吴景彪看到一个老外组织的为期两天的举重培训活动，费用标价4000多人民币。当时他就觉得不可思议，“我们的举重还要老外来教，还这么贵？”

当时，吴景彪找到协会领导，提出自己要做一个举重俱乐部的想法。想法被认可，说干就干。“进展非常快，我隔天就找到了场地。跟协会领导汇报，希望得到一些器材方面的支持。”吴景彪回忆说。那时协会也在找寻市场化出路，所以对吴景彪的想法一路绿灯，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
2017年底，吴景彪开始了培训市场的摸索。那时，他找来一些退役的世界冠军帮忙。他主讲理论，世界冠军们负责一起纠正动作，就这么干起来了。

吴景彪做训练营是没有资金投入的。他们采取的模式就是收取学员费用后分摊支出，然后大家结算。之所以这样，吴景彪觉得，自己运动员出身，本身对经营理念、营销方式这些商业运作方面是欠缺的，“我只能实打实，做到一步之后再去拓展下一步的路和板块。用赚到的一点钱，继续做一点事。”他回忆说。

训练营最火热的时候，在全国开了20多个班。这对以个人名义在举重培训方面的试水是很了不起的尝试。“我们培训班是针对专门练习举重的人群，不是那些大众玩票的人士。因为现在喜欢和关注举重的人还是不少的，大家知道练习举重会对运动表现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，它对你身体灵活度、协调配合、力量爆发等都有提升。”吴景彪讲道。

2018年11月30日，吴景彪的转业报告批下来了。他被安置到福建体操中心，职位是蹦床队领队。书包一放，他又去训练了。那时，他对东京奥运还没死心。

后来，东京的梦终究是破了。那时吴景彪已为人父，为了顾家，他没跟队伍集训，而是自己单练。获取自由，但也注定失去一些机会。为了顾全大局，几经复出的他最终选择了退役，“可能自己也长大了吧，不能光去抱怨为什么我得不到机会。大家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考虑问题的角度，可能我刚恢复的成绩也不够吸引到别人的关注，所以我从内心是很从容接受这个事实的。”

2019年3月，吴景彪正式上班，成为了“吴领队”。领队工作很细碎，繁杂。教练、队员和队里各种事都要过问和操心。铁饭碗，死工资。吴景彪做领队是一等一负责，他是运动员出来的，所以他对队员有天然的爱，大事小情，无不过问。当然，他一手做起来的培训业务不想就这么完全丢掉，这期间他还慢慢介入了举重器材和服装领域的售卖等。

分身乏术的吴景彪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“每件事都想做好还是会分心的，没法足够专注某一件事。而且我发现自己可能更热爱的还是举重这个项目，所以也担心没能力两边都做好。”坚持到2022年3月，思虑再三，他放掉铁饭碗，跳出体制。吴景彪开玩笑说，自己当了体制内的“逃兵”。

“景一”这个品牌，在吴景彪担任蹦床队领队前就已出生。没在竞技领域的最高舞台拿到第一，不代表在其他赛道做不到第一。

脱离体制前，吴景彪从2018年起就涉足了举重器材领域。“2018年福建正好有一站世界杯大师赛，有一家杠铃片的厂家愿意跟我们合作，按我们的要求，贴景一的logo。于是，从杠铃片开始，我们就慢慢在器材领域走着看。”吴景彪回忆开始器材领域探索时，如是说。

隔行如隔山。外人可能无法想象一片杠铃能有多少讲究。但在专业领域，镀层、材质、热处理方式、滚花等都决定着杠铃的质量。运动员上手一握，就有信心。

有了好产品，要有好的市场渠道。这一块是吴景彪的软肋，他说，“有时候做业务必须要吃吃饭，喝喝酒，但我不擅长做这些应酬，我也不会喝酒，这是我最大的弊端。我不会像很多人一样，吹吹牛逼，喝点酒飘一下就把单子签了。”

这时，幸运再次光顾了吴景彪。在他最难的时候，原来在国家队待过的王凯加入了他的团队。退役后的王凯做过各种生意，比较擅长跟人打交道。加入“景一”后，吴景彪负责产品，王凯负责市场，团队里还有一位举重队退役下来的李常超，从2016年就开始跟着我卖运动服装到现在负责公司后勤，另一位从体操队退下来的队员负责售后。大家各有所长向前冲。

吴景彪对“景一”产品的质量要求非常高。争取把每件产品都做成艺术品似的是他对产品的要求。很幸运，他遇到各路供应商大多都以“先把事情”做好为出发点。

2019年国家队在大别山转训，一个电话打给吴景彪，想让他支援一批杠铃片。他二话没说，把仓库的产品加急发出去。吴景彪说，“那是一种责任，因为国家队在备战东京，在需要的时候想起我，能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我是很骄傲的。这是一种被别人信任的机会，我不会去考虑利益或者其他给品牌带来的宣传之类的，至少这些不是我第一出发点。”

从全国锦标赛，再到一些省市专业队，“景一产品”在慢慢扩展着领地。吴景彪说，“我就是要把产品做到极致，做到别人没法赶超你。市场竞争最后还是要看产品，人情世故的关系层面可能有一时的作用，但无法永远主导。”

举重器材市场不算大，景一的出口还是体校、专业队和国家队等渠道。吴景彪说，从市场占有份额看，景一器材占全国体制内举重器材市场的20%-25%之间，明年能过25%以上。目前养活着9人团队的公司，今年流水轻松过千万大关。

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吴景彪有时很“任性”，因为他总会感情用事。有时候一听某个队伍或者某个队员很不容易，他就会把产品送与对方。那个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不是商人，而是在做一件有情怀的事，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对别人有帮助，对我而言只是公司损失了些利益而已。”

吴景彪继续讲着他的任性，公司今年中标了一项基地的室内装修，赚了一部分钱。但后来他听说基地运动员经费不够，营养等保障有困难，直接把这笔钱赞助给了所有运动员。股东们理解他，但也拿他没辙。

关于未来，吴景彪还有自己继续的打算，就是拥有一个足够大的基地，大到可以解决运动员的训练、餐饮和住宿。在这个他构想的基地里，他想把转训，培养运动员以及承办赛事和训练等都能一条龙接下来。他解释道，“比如有些省市队不要的运动员，我们基地可以接收他，雕琢他，练出来以后再去代表其他省市打比赛，这样既能解决一部分运动员的出路，又能作为培养方获得一部分收益。”比如这个未来的基地还可以承办一些赛事或转训的运营。

这个设想非同寻常，跟吴景彪之前所做的任何一步尝试都不能等量相比。吴景彪说，在之前，他所做的任何事不管办培训班还是开公司，几乎都不引资金进来。但如果基地真要办，估计是非常不小的投入，“我还是不太想过多去引进资本，因为我不希望做一件事老被催着说要考虑多大的收益等等。我得慢慢做，用心和踏实去做。如果引进资本，肯定存在于利益产出比等很现实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不太喜欢的。”

关于基地的设想，吴景彪还在继续。不管是场地还是运营模式等，一切对他都是不小的挑战。眼下的他做好眼前的事，也许未来自然而然会有新的走向。

问及职业生涯最大遗憾，是否是“11年前伦敦奥运会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”，吴景彪的回答是——没能再去一次奥运会。但已经释然的他说，人生注定有遗憾的，自己能做的就是一直往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