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百万到十万？中超球员薪资悲歌，打折欠薪成常态

在金元足球那几年，就是这么疯狂。2019年以前，职业联赛还没有出台限薪令，不少球队的工资、奖金体系一度高到离谱。2018年上港夺冠，最后数轮关键比赛，俱乐部豪掷重金开出4倍赢球奖（1200万元），平均主力单人一场可到账45万元左右。可那时候，该条信息传到鲁能球员耳边，颇有“五十步笑百步”之味道，“我们全赛季每一场赢球奖都是这个数，上港只不过是最后几轮”。无独有偶，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足协杯决赛，国安和申花夺冠奖也都逼近大几千万。像曹赟定这样的主力，据传在两场足协杯决赛之后，就可赚到400多万元，那是另一种一次性悬赏的疯狂模式。

同样在2018年前后，广州恒大完成了一批主力球员的续签，老将郑智和郜林都没拿到顶薪，但也超过税前2000万，结果是某位后防国脚以税前2500万元夺魁。实际上在当年，虽然千万底薪球员不在少数，但具体数量也就只有二十多人，在足球圈所占比例极低。可一旦有人突破2000万大关，所产生的贫富差距，就开始在联赛中深入人心。而在外援层面，像奥斯卡、保利尼奥、塔利斯卡等人，那薪水更高得离谱，都在千万欧元之上。

可通过2018年、2020年两次颁布限薪令，加上多家俱乐部的陆续暴雷，超高薪水现象几乎不复存在，但依然有个别“遗珠”尚存。比如海港队的奥斯卡，目前每年底薪仍有2000万欧，这还是指税后价格，税前工资更是接近翻倍。一位北方俱乐部人士就曾经和记者算过一笔账，“以奥斯卡目前的税前薪资，完全可以养活三四家中超小球会一年预算。”作为目前中超的最高薪水者，奥斯卡是在限薪令出台前续约，一签就是到2024年11月。他的几位中国籍队友，如王燊超、吕文君和蔡慧康等，则是赶在2020年底二次限薪令发布前几天续约5年新合同，第二版限薪令的规定是税前500万元，他们最终是以税前1000万压哨撞线。若是具备国脚身份，年薪还可以再涨200万（税前）。

毫无疑问，他们就是中超金元时代的“遗珠”。相比之下，由于苏宁、华夏、恒大和富力的相继暴雷，特谢拉、拉维奇、保利尼奥、扎哈维早早离开中超，这些大球会的本土球员即使辗转到他队，甚至可以享受合同平移条款，也难以再享受当年的高薪。再加上蒿俊闵、郜林、郑智和冯潇霆等人隐退江湖，本土球员中千万级薪水者更是少之又少。目前除海港这几人之外，唯有几位国安老将如于大宝、张稀哲，还能拿到鹤立鸡群式的底薪。但考虑到国安之前深陷欠薪风波，近两年又能兑现多少？迄今偿还多少？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。

至于目前本土顶薪球员，那位在恒大队创造纪录者，因借助合同平移条款还可享受一年有限期。但在今年年底，他就要面临新合同谈判。

但2020年出台第二版限薪令时，此现象还没有那么夸张。就说在次年初，山东泰山一口气以自由身引进徐新、石柯和吉翔，所给予的薪水标准，都是顶薪税前500万、税后275万。可在去年，泰山队在引进廖力生时，这个价格开始有所回落。等到2023年，虽然7名新援中也有1人拿到这一顶薪，但大部分新人的所签合同，都是在税后150万左右，甚至像黄政宇这样的前国奥队长，税后底薪还不足100万。

山东泰山尚且如此，其他球队的签约同样是采取变相降级。比如久事集团接手申花之后，像曹赟定这样的老队员，续约薪水只有税前300万，税后不到165万左右。大部分本土球员的新合同标准，也都没有按照顶薪标准续签，但不包括现役国足队长吴曦和现役U23国家队队长朱辰杰，这两人因为身份极其特殊化，在待遇上多少还能享受一些优待，但也必须严格遵守限薪令的标准，这是久事方面的原则。而像去年联赛第三浙江队，更是自打2020年以来，实施非常严格的“绩效工资考核制”，即以“底薪+奖金+出场率+联赛表现+国字号表现”综合计算。这就导致一些本土球员在续约时，别说期盼涨薪，能够保证总计薪水没有下降就是万幸。“因为最终呈现的数字，是要完成诸多工作合计而成，从球员的个人角度来讲，这里面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。”一位主力球员曾透露道。

从今年的转会大势来看，一般拥有国字号经历但非现役国脚球员，即使选择如泰山、申花、海港等强队，能够拿到的底薪数字也就在税后150万左右，若近些年表现平平，这个数字可能就回落到100万。而倘若是选择一些中下游球队，那甚至都有可能跌破七位数。相比之下，现役国脚在谈判中，还是可以争取到税后200万乃至顶薪标准，但这个数字同样是寥寥无几。

不过，北京国安队是一个例外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在今年转会市场上，相继抢夺到方昊、杨立瑜并留下差一点远走法甲的张玉宁主要原因。毕竟国安所具备的地理优势，是其他俱乐部所无法比较的，而且又不同于久事，国安还是一家民营球会，老板在投资上更注重于一掷千金的效应。因此像杨立瑜，据称就是以接近顶薪税前500万、税后275万完成签约。同样在今年的外援市场上，国安队也花费了100万欧转会费，引进萨格勒布迪纳摩老队长阿代米，并开出税前300万欧、税后165万欧的顶薪。

如果放在金元时代，外援底薪税前300万欧根本拿不出手，但在今年，这就是市场上的大价格。相对而言，做事素来谨慎的久事，为申花队所签约的特谢拉，也就只有100万欧多一点；马莱莱的底薪更低，还不到百万级。倒是去年武汉三镇的斯坦丘和戴维森，算是物美价廉的代表作，可前者也还是瞄着限薪令标准，以底薪250万欧加盟，后者倒是只有100多万欧。当然，海港去年中途所引进的巴尔加斯算是一个另类，从西甲加盟的他底薪约有税前300万欧，但在场上作用远不及三镇的几位洋枪。至于2021年夺得双冠王的山东泰山，费莱尼则是延续之前的合同，孙准浩年薪也只有税后150万欧，倒是莫伊塞斯在去年续约后，是以80万欧的超低价，带队实现足协杯三连冠。而加盟球队一年多的前锋克雷桑，年薪则约有180万欧。

毫无疑问，抛开北京国安这种另类球队，大部分俱乐部在签约内、外援时，已经很难开出顶薪标准。虽然第三波限薪令最终没有到来，但自动降级标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。

首先是大连人，从2021年中段开始，就在队中推广打折策略——俱乐部与球员、教练员协商调整该段时期内的薪酬及其支付方案，参考比例为30%至50%之间。这一方案一经公布，立刻招致队中不少高薪球员的反对，比如林良铭、单欢欢、童磊等。这其中，童磊与大连人之间闹得最僵，甚至不惜对簿公堂。大连人也将童磊下放预备队半年，直至今年转会窗关闭前，后者才以自由身转会山东，但为此也被前东家拖欠近200万元。

然而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除了个别年富力强精英，很多年轻球员和老将都是选择服软。“不签新合同也得要签啊，难道他们愿意喝西北风，何况现在找队也很困难，俱乐部能正常发钱就不错了。”一位内部人士当初就很乐观地表示。

然而正是这一举措成功实施，反而开始在一些中小俱乐部内得到推广。比如在股改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河南队，在洛阳文旅退出、建业集团无力支持后，三股东模式变为一股东，年初球队集结，俱乐部不得不找到球员商谈打折，据悉除队长王上源之外，绝大多数国内球员均已接受4-5折的减薪方案。同理，梅州客家也在赛季开打前，也向多位老将提出打折计划。而更离谱的是，在深圳队，由于确保完成准入，俱乐部与多名球员商谈欠款打折方案时，最终竟然以1折成交，这也直接引来队中核心球员戴伟浚的揭竿而起，甚至不惜暂时无球可踢，誓要打个头破血流。

可即便是同意打折，像河南队，截至5月12日也只是发放了一个月工资，球队开局7轮不胜，正在跌入史上最困难的时期。大连人的情况稍好，暂时拖欠了一个月工资。至于深圳，每个月就只能为队员们发放几千到几万块的生活费，惨淡境遇超出想象。

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有一些个别俱乐部，是采取“一个季度只发一月工资，单场奖金一场不落”的方式养活球队。去年，申花就是如此度日。再有，就是像长春亚泰那样只拖不欠，等到年底都有统一结清或者协商结清。但说到奖金时，就更加是今非昔比。目前中超16强中只有泰山、海港等个别两三家球队，可以开出税前300万的限薪令赢球奖最高标准。像国企俱乐部亚泰，近些年还有奖金递减之操作，从2020年税前360万，降至2021年税前300万，到2022年只有税前200万。哪怕卫冕冠军武汉三镇，去年单场赢球奖也就只有200万。

至于第三方合同条款，据称有国脚的税后工资，就可以达到600万元，这也符合限薪令的要求。中国足协在2020年的限薪《通知》也再度重申：有经济价值的第三方合同仍被允许存在，但是其执行标准和审核尺度将会更加严格。其实在联赛中，这种个别现象并不罕见，多半也是照顾到一些名气、地位、实力相对特殊的大牌。而从这个角度，也再次说明中国足球环境的“物以稀为贵”。

但这毕竟只是极其特殊情况，中超联赛整体薪资水平大幅下滑已是不可扭转。从2021年签约国脚还能拿出税前500万、税后275万的顶薪，到现在100多万，甚至几十万国脚一抓一大把，未来1-3年，本土顶薪自动跌至税后200万甚至150万，还是存在不小的可能性。照此推算，五六十万年薪，或许会成为中超本土球员市场的普遍现象。

一位山东泰山球员就曾计算过，以2021年球队夺得双冠王为例，即使底薪只有275万，加上一年赢下25场比赛，单场收获15万赢球奖，合计收入也有650万左右。如果当年拿到一项冠军，另算上一份夺冠奖（以去年足协杯冠军3000万奖金，主力约有150万），基本上一年赚到800万。可一旦底薪降到150万左右，一年赢球算作15场，合计收入也还不到400万。而这个数字在目前，甚至比海港本土那批续约顶薪还要低上150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