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元足球退潮后,中超俱乐部唯有“抱国企粗腿”?

体坛产经04-18 07:16 体坛+原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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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超时隔3年重新全面迎回主客场,首轮联赛,就有场均近2.4万人的上座率,可喜可贺。一时间,人们惊叹于“上座反弹”、“开局不错”,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,分别迎来大赞助商京东、新投资方久事入主的两大老牌豪门国安和申花,其究竟能有多少旧貌换新颜的程度?还是备受外界关注。悄然之间,中超联赛似乎也要刮起一股新的春风,犹如在沉闷了许多个春夏秋冬之后,进入到一个新的春天,新的耕耘季节。

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好比春分、秋分之时,就一定是昼夜平分?真的就要天亮了吗?



民营企业退潮的预兆

有人说,联赛第一轮后的积分榜应该“倒着看”,皆因上赛季前三名武汉三镇、山东泰山和浙江队,目前齐聚倒数三位,而且,还是首轮唯一没有取得入球的三支队伍。但细心的人会发现,更加有趣的是,上赛季BIG3所输给的对手,皆是国企俱乐部:上海海港、上海申花和长春亚泰。这只是巧合吗?也许冥冥中就有一种暗示在发力。

必须承认的是,三年疫情过后,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态模式正悄然发生改变。2019年时,中超联赛所呈现出的“房企当道,国企作陪”的局面,以恒大、国安、苏宁和华夏幸福为代表的民企力量,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,都要明显占据主流,更重要的是,民营俱乐部对国有俱乐部所体现的,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,他们的经营理念,也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联赛本身。

然而伴随足球泡沫化的破灭,确切地说,是房地产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,特别是市场经济伴随3年疫情陷入低潮,中国足球环境的生态也在发生巨变。但从客观来说,疫情只是足球生态巨变的一个催化剂。早在2019年左右,诸如苏宁、华夏幸福等民营大鳄,已经出现欠薪现象。因长期不计成本的烧钱式投入,民营俱乐部面临土崩瓦解早有预兆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年,中甲青岛黄海开始寻求股权多样化:青岛港、青岛啤酒、青岛城投、青岛国信、青岛饮料、青岛银行、青岛农商银行7家企业,成为黄海队的赞助商,同时,来自深圳的衡业投资集团,更是一跃成为俱乐部的大股东(握有63.625%股权),多年后回看这段历史时,这家俱乐部也被认为是中国俱乐部股改的先驱者。


国有企业进驻的新时代

于是从2020年开始,中超、中甲所呈现出的一个现象,就是股改盛行。这其中的涉及面之广超出想象。

一般来讲,在国进民退的时代,职业俱乐部股改主要是指民营资本为轴,吸纳国有力量,实现多元结构。这在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第三项十一条也有指出,“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。实行政府、企业、个人多元投资,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,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,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。”包括之后浙江队、河南嵩山龙门、沧州雄狮等俱乐部的股改,都是遵循这一路线。

不过期间也有例外,比如职业联赛30年来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山东泰山,就是由当初的国网一家当道,转换为如今的“国网、鲁能、文旅”三权分立。当然,那次股权改革也是基于国网三产改革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—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坚守电网主责主业,下决心退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务,并逐渐剥离非核心业务。

然而,股权多元化只是目前中超俱乐部的生存方式之一。国有企业全资入股,虽目前在中超屈指可数,但这种在早年间甲A时代流行一时的方式,反而保险系数更高,也更有生命力。比如这次申花由绿地转入久事,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并不能称之为股改。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以100%持股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。相反在23年前,申花曾经历由7家大型国企共同参股组建的历史,然而有趣的是,在当年这7家企业中,久事集团就是其中之一。

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。从当初久事与另6家联手参股,以混合所有制方式运营申花,到历经20多年后,兜兜转转,又走上国有企业全资独立运营模式。这究竟是足球世界在开历史的倒车?还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必然?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

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,中国足球社会的国进民退,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只是在体现形式上分为两类:一是仿效申花、海港、成都、长春的国有企业全资控股;二是如浙江、河南、沧州,走上民营结合国企的多元化股改之路。


靠市场还是靠市长

然而,目前还有一些中超球队,是深处于夹缝之中。比如大连人和天津津门虎,以当地足改小组或者体育局牵头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玩法,很难界定能够维持多久。而诸如梅州客家、南通支云、青岛海牛甚至武汉三镇等民营球队,也在为寻求股改而四处“烧香拜佛”。就说武汉三镇在夺冠后不久,就在各处奔走相告,需求武汉乃至湖北层面的支持,但迄今是没有任何进展。所谓香港衡宽国际集团的入主,目前并未体现在股权形式上的变化。而像梅州客家,自从去年8月,就已经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,征集股权合作方,但同样是杳无音讯。

从发展趋势上来看,这些俱乐部的结局无外乎是三种:一是股改成功,攀上“国”字高枝;二是有国有资本全资收购;三是维持现状数年,最终无力经营解散。而更客观来说,这些球会也只是暂时性转危为安,长远来看,他们的未来充满未知。

显然,在中超联赛全面恢复主客场之际,走市场应该是上策。但在大环境仍需时日才能完全恢复之际,有句话说得好,“靠市场不如靠市长”。

于是,像前文所提及的大连人和天津津门虎,据称都已经在为未来数年开始筹划,蓄力吸纳更多的国有资本参股,这从两家俱乐部将在今年部分场次,回归所在城市的亚洲杯球场,就可看出些许端倪。

但其实不只是这些生在夹缝中的球会,那些国有全资控股的大俱乐部,以及股权多元化球队,同样是离不开政策支持。比如申花这次股权转让,就有上海市方面鼎力推动的作用。至于股改工程,那就更有赖于地方政策。但说起来令人嗟叹,比如沧州雄狮,这家小球会的股改动作本来很快,但历经两年多为何依旧不能步入正轨?恰恰在于当地的人事调整。

当然在中国足球历史上,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,甚至都有点老掉牙。比如当年的四川足球,每当受到宠幸,自然蓬荜生辉,甚至营造金牌球市。可这就是一个美丽的泡沫,一旦政策不予支持,最终也就一地鸡毛。而在大连、上海、厦门,此等情景都曾如有雷同,比如十几年前申花俱乐部那位著名的王姓董事长,在被双规之后,从来都不用为发愁的申花,一度是曾有何其的落魄,也正因此走入朱骏时代的乱局,数年退居豪门行列。而厦门足球的落寞,就更加有代表性;一队之兴衰完全系于一人之上下,正所谓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


多元化与中性名

其实,在职业足球改革的初期,人们就已经见识到,政策足球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,但后来,就像职业化改革步入歧途一样,所谓的政策足球也越来越被异化,甚至只能带来畸形的奢华。将近三十余年,有多少大俱乐部,大球会,都是消亡于这个观念中。所谓政策足球,虽然是救亡路,但也可能是条不归路。

所以,当今所谓的“求政策、傍大款”,也只能是短期行为。从原则来讲,以联赛为本,回归市场,回归民众,这才是正道,除非不搞职业足球。

就好比近邻日韩联赛,他们所谓的多元化投资思路,与中超目前的股改形式,还是存在很大不同。

比如日本的东京FC,至2022年12月,该俱乐部的股东个数已达到360家,甚至还包括当地保险事务所、牙科诊所等小企业。无论是从吸纳企业思路,还是多元股东规模,都在本质上有所区别。而韩国K联赛的一些市民球队,虽然是由当地市政府主导成立并运营,俱乐部的所有权亦归市政府所有。但在其中,很多俱乐部都会通过销售公司股份,吸纳当地的球迷、小企业、公司或社会团体成为股东,因此他们在韩国也有社区俱乐部之称。

但在韩国,很有意思的是,像全北现代、水原三星等企业队,迄今仍保留较为浓重的企业化名称,只是那些市民球队如仁川联、济州联、江原FC采用中性队名。其实,这恰好体现出所谓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一种思路:即中性名的推进,是否应该主要应用于混合所有制俱乐部,那些单一性质全资控股型球队,是否应在候选之列?实际上,当我们今天重读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之时会发现到: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,是有一个巨大的前提——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,而在总纲之中,这一条也被归纳到“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”第三大项,并未单独予以阐述。这就不由让人产生一种新的理解:俱乐部名称的非企业化,是否应以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作为前提?

在一片茫然和混沌之中,中国职业联赛走入到第30年,但很显然,它的生态,还远没有而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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